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前现代中西模式的比较（李约瑟难题的新解答，探究中西历史发展分流之谜！） rb kindle 网盘 umd 极速 下载 pdf mobi

　　中国为什么能在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中走向统一，并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大多数时间内保持了统一，而欧洲却在罗马帝国垮台后始终处于分裂局面，并在16、17世纪之后催生出了现代资本主义，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和热点。本书作者为近年来关于这一问题讨论的代表性学者，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知名度，本书即为作者关于此一论题的代表性文章合集，从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基于作者提出的变迁、结构、话语三因素分析框架，探讨了前现代中西历史发展模式差异的原因。

中国历史的模式

为韦伯辩护：比较的逻辑和中国历史的模式

霸权迭兴的神话：东周时期战争和政治发展

政府能力和万历年间的民变发展

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根源

阳儒阴法，双面皇帝

文明竞争中的决定因素

儒法传统与中国崛起

欧洲的战争与国家

加州学派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

在西方比较历史方法的阴影下

芬纳与统治史研究

战争与社会的非期然性“发展”

民族国家在欧洲的兴起

社会运动和“人民”登上历史舞台

附录

解释传统还是解读传统？

超越困境和超越的困境

　　赵鼎新，1953年生，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2012年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引进并入选国家“千人计划”。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历史社会学、社会运动、社会变迁、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等。国内出版著作有《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民主的限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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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先后后地想把他们的势力插入中原。大国的这种军事动作促进了四大区域性战区的合并。就楚国来说，在鲁桓公三年（前709年）《春秋》有了如下记录：“蔡侯郑伯会于邓。”《左传》则把这次蔡侯与郑庄公的会见目的点得十分清楚：“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这是《春秋》与《左传》对楚国的次记载。蔡侯与郑庄公的畏惧并非空穴来风，在此后数年内，楚国势力不断北侵，逼近中原，相应地《左传》对楚国军事行动的记录也不断增多与变得详细。楚国往北方发展分两路推进。西边一路沿武当山东侧平原北上，直插南阳盆地，一路上它征服或消灭了权（约前700年）、罗（前699年）、邓（前703年，被楚灭于前678年）、绞（前701年），并于公元前687年进攻了南阳盆地北端的申。征服申后，中原已咫尺可见。东边一路则直指大别山，待征服了地处桐柏山与大洪山之间的随国后，挺兵出山消灭了位于中原南端的息（约前685年）并挥师北上，在郑庄公与蔡侯为楚之事相会的二十六年后（前684年）进犯了蔡并活捉了蔡哀侯。在鲁庄公十六年（前678年），楚的军队终于兵临郑都，把它的势力插入了中原腹地。面对楚国的北犯，齐桓公在鲁僖公四年（前656年）率中原多国之兵伐楚。虽然这一军事行动后以楚齐之间的召陵之盟而告终，对于本文来说，此次事件标志着中原战区与南方战区的合一。用现代体育作比喻来说，争霸的角逐进入了半决赛阶段。

　　正当齐楚两国在南边角逐之际，秦晋两国在北方的冲突也在升级。鲁僖公十五年（前645年），晋在韩原之战被秦打得大败，晋惠公也被秦军所擒，秦的势力深人了河东地区。韩原之败迫使晋国“作爰田”、“作州兵”①，进行税收与兵制改革以图强。

　　鲁僖公十七年（前643年），齐桓公去世。随之，齐国因国主继承纠纷内乱不断，并终沦为了一个二流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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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操作中，学者们一般都会围绕某一个（或数个）他们认为最为重要的机制编织一个合理的叙述，对所提出的问题做出解答。问题是，一个学者只要有一定的完型能力，就一定能够围绕某一机制编织出一个逻辑上自洽的叙述，尽管这个叙述可能与经验事实完全不符。

首先，我们在做历史研究时不应当提出单个，而应努力提出多个“为什么”式的问题，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综合解答。显然，对于两个理论a和b，如果a只能解释问题y，b却能同时解释问题y和z，那么b就是更好的理论。因此，就某一历史现象提出的问题越多，越有利于考验所构建的理论的解释力。其次，我们不能赋予任何结构因素和相应的社会机制以某种一成不变的“自变量”性质，而应把刻画不同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性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作为研究的核心。

韦伯在#中国的宗教#的关于#什么因素造成了中国独特的历史模式#核心看法（赵鼎新总结）：不同的世界性宗教对于道德秩序和世俗秩序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规定，这一规定会深入政治和经济部门，进而塑造整个社会中政治和经济的性质与关系。从政治上看，它塑造了宗教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为政府提供合法性基础，影响社会中政府的权力，统治者对于经济的态度和控制能力，还有统治阶级的文化。从经济上看，它会影响到商人的社会地位，人们对于牟利活动的态度，以及社会的商业文化。总而言之，它对一个社会的政治品格和经济表现，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在韦伯论著的基础上，这里列出七个中国独有的历史特征：第一、早在秦朝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之前，中国就由一个择优录用的官僚阶层在治理，这一政治体系比欧洲相似的发展要早两千多年；第二、世界其他地方的帝国，一旦崩溃就永远奔溃了，而中国是唯一的一个地方，尽管有王朝更迭、兴起衰落，但一个相似的帝国体系从公元前221年秦帝国建立一直维持到1911年辛亥革命；第三、在各主要文明中，中国的国家传统最为强大，最具有家长性；第四、与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经常出现的军事指挥官摄取政治大权的情况不同，军官在中华帝国并不具有政治上的重要地位，除了内战期间，军队一般都在文官的掌握之下；第五、其他世界性帝国多靠军事扩张来开疆扩土，而中华帝国多数时候是通过作为征服者的游牧民族的自我汉化，来向北实现领土和影响力的扩展的；第六、中华帝国是世界主要文明中唯一一个特例，超越性的宗教没有对政治发生重要的影响，同时国家又对多种形式的宗教信仰持极大的宽容态度；第七、跟前现代的西方不同，中华帝国的商人阶层几乎对政治不发生影响，即便在中国城市化和商业化达到顶峰的时候也是如此。换句话说，工业资本主义在这样的环境中难以发展起来。

韦伯在#中国的宗教#的关于#什么因素造成了中国独特的历史模式#核心看法（赵鼎新总结）：不同的世界性宗教对于道德秩序和世俗秩序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规定，这一规定会深入政治和经济部门，进而塑造整个社会中政治和经济的性质与关系。从政治上看，它塑造了宗教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为政府提供合法性基础，影响社会中政府的权力，统治者对于经济的态度和控制能力，还有统治阶级的文化。从经济上看，它会影响到商人的社会地位，人们对于牟利活动的态度，以及社会的商业文化。总而言之，它对一个社会的政治品格和经济表现，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在韦伯论著的基础上，这里列出七个中国独有的历史特征：

第一、早在秦朝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之前，中国就由一个择优录用的官僚阶层在治理，这一政治体系比欧洲相似的发展要早两千多年；

第二、世界其他地方的帝国，一旦崩溃就永远奔溃了，而中国是唯一的一个地方，尽管有王朝更迭、兴起衰落，但一个相似的帝国体系从公元前221年秦帝国建立一直维持到1911年辛亥革命；

第三、在各主要文明中，中国的国家传统最为强大，最具有家长性；

第四、与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经常出现的军事指挥官摄取政治大权的情况不同，军官在中华帝国并不具有政治上的重要地位，除了内战期间，军队一般都在文官的掌握之下；

第五、其他世界性帝国多靠军事扩张来开疆扩土，而中华帝国多数时候是通过作为征服者的游牧民族的自我汉化，来向北实现领土和影响力的扩展的；

第六、中华帝国是世界主要文明中唯一一个特例，超越性的宗教没有对政治发生重要的影响，同时国家又对多种形式的宗教信仰持极大的宽容态度；

第七、跟前现代的西方不同，中华帝国的商人阶层几乎对政治不发生影响，即便在中国城市化和商业化达到顶峰的时候也是如此。换句话说，工业资本主义在这样的环境中难以发展起来。

当我们把以上原则运用于具体的历史情境，就可能产生出世界宗教与政府之间如下交织的关系模式：

1、基督教：基督教的性质使得它自居于政府之上，而且不时与之争斗。因此，传统的欧洲政府往往是弱势的。欧洲政府之所以能跟教会竞争并且逐步增强力量，主要是因为欧洲陷入了一种不稳定的封建秩序，且战乱不止，教会这种机构并不适合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正是战争的需要加强了政府的力量，而教会随之削弱。#碎碎念#那#十字军东征#如何解释？

2、伊斯兰教：接受了基督教和犹太教的部分教义，使其适合于以部落为基础的中东社会。它强调的是部落的力量，而不惜以牺牲政府为代价。因此，穆斯林政府容易陷入不稳定，而被部落政治所左右。在许多当代阿拉伯国家，这一政治特征仍然存在。小布什并不明白这一点。因而，在推翻了一个致力于现代化的伊拉克独裁者之后，他给当地社会带来的不是什么民主，而只能是传统的部落势力。

3、婆罗门教：对于地方村庄的活动具有极强的组织能力，从而使得政府显得可有可无。印度政府的力量在历史上因此十分微弱。如此之弱，以至于直到英国东印度公司到来之前，其境内从来就没有实现过真正的统一。

4、佛教：并非注重此世的宗教。与其他宗教相比，佛教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相对薄弱。

5、儒教：是唯一一个几乎就是完全为国家而造的信仰。儒教把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视为家庭关系的延伸。它论证现状的合法性，但同时也强调做一个好的统治者的重要性，他要照顾好他的子民，当好道德的引导者，等等。换言之，它给予国家权力，但同时也指出了使用权力的正确方式，从而降低了形成暴政的可能性。早期儒家倾向于彼此互惠的五常（仁义礼智信）看作人际关系的指导原则，而董仲舒为首的著名汉儒对儒家的进行法典化（canonization）后，则提出三纲，强调君之于臣、父之于子、夫之于妻的支配权力。这种对于权力结构的不平等解说，让儒家更适合统治者的需要。

（除了生产关系、生产技术，以及生产技术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等要素外），要让工业资本主义运转起来，我们还需要一个对资本主义友好的国家，它可以提供法律、秩序、和平以及资本主义繁荣发展所需要的其他公共服务。但是，问题在于，在所有的传统社会里，政治和宗教精英都对商人不抱有好感，其原因有三：

1、经济力量是一种分散的力量，它产生诸多较小的力量核心，并且鼓励人们四处移动，这两点都会削弱传统社会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

2、经济力量是一种实用性、工具性的力量，它鼓励机会主义行为。因此，政治和宗教精英可以找出很多理由对之表示蔑视甚至憎恶。

3、经济力量也是一种发展性的势力。所有社会力量都有扩张倾向，但是没有什么力量源泉（甚至军事力量）能够像经济力量那样如病毒一般传播。经济力量的发展性质推动了一种线性的社会变化，这种变化能颠覆所有以维持现状为导向的国家的立身之基。其结果是，很少有传统的统治者会喜欢商人，尽管他们自己也必然会卷入某种盈利活动。

在中国，政权和儒家精英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共生关系。政治力量与意识形态力量之间的这种耦合，使得国家和儒家的力量都得以增强，而它们二者都对商人也有敌意，即便有时候出于实用目的给予一定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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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为什么能在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中走向统一，并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大多数时间内保持了统一，而欧洲却在罗马帝国垮台后始终处于分裂局面，并在16、17世纪之后催生出了现代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就此论题，赵鼎新所著的《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前现代中西模式的比较)》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基于作者提出的社会变迁理论框架，探讨了前现代中西历史发展模式差异的原因，以及历史社会学研究中的各种方法论问题。

书籍介绍

中国为什么能在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中走向统一，并在以后两千多年的大多数时间内保持了统一，而欧洲却在罗马帝国垮台后始终处于分裂局面，并在16、17世纪之后催生出了现代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内外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就此论题，本书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基 于作者提出的社会变迁理论框架，探讨了前现代中西历史发展模式差异的原因，以及历史社会学研究中的各种方法论问题。

----精彩观点----

以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为主轴的现代化是西方世界的产物。它们在西方的兴起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这背后有着西方社会的特殊性，同时也是前现代西方社会各个精英群体长期争斗而产生的非期然性结果。除了西欧，欧亚大陆的其他文明在近代完全没有自发产生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可能性。

现代化的到来并不象征着西方文明有着特殊的优秀，也不代表着什么历史“进步”。现代化并没有增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自然界的生存能力，历史也不会终结在任何一个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的社会体系下。

我们要正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我们既不能像五四运动时期或者是“河殇”时代的知识分子，仅仅因为中国在军事冲突和经济竞争上处于一时的下风就把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贬低得一无是处；也不应该像今天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官员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因为中国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就开始飘飘然。